虎妈、虎爸、辅导班、兴趣班、“赢在起跑线”、学历通货膨胀，是我们熟悉的词语。它们所描述的教育竞争现象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两位英国学者梅杰（Lee Elliot Major）和梅钦（stephen Machin）在《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这本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英国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军备竞赛”。
人们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孩子幼年期就陷入焦虑状态，被某种担心落后的恐惧支配，所以不遗余力地给孩子增加额外的训练，课程填满周末，这只是起点。接下来的竞争是上精英大学、获取更高的文凭。那么，人们是否在这场教育竞赛中变得“趋同”？两位作者结合已有的英国教育研究和观察认为，这只是关于教育和机会的一个虚幻承诺，实际上，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的差距一直在塑造教育的结果，其影响直到职场也未消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加剧。
“教育军备竞赛”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或者说受害者。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教育故事。“疲惫不堪的孩子和他们的老师是步兵，在每年都要更上一层楼的重压下萎靡不振。即使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为他们显而易见的成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一书的相关章节，内容为关于英国教育的观察，摘编有删减，标题由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英]李·埃利奥特·梅杰、[英]斯蒂芬·梅钦
《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
作者：[英]李·埃利奥特·梅杰、[英]斯蒂芬·梅钦
译者：钟宜吟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3月
塔妮思·凯里：一个“虎妈”的故事
自称“虎妈”的塔妮思·凯里（Tanith Carey）记录了过于注重竞争的育儿方式对家庭生活造成的损害。最大限度地发挥孩子的才能是一个全天候的执念：从运动训练到音乐表演，还有辅导课程和周末的课外班。虎妈们（和虎爸们）总是被一种神经质般的恐惧所驱使，好像无论他们做了什么，都还远远不够。
“这种神经质的恐惧几乎是每一次聊天的基石，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孩子进入那几所重点学校。”凯里在接受《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采访时说道，“然后是压抑的、间谍活动一般的秘密和偏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生怕其他母亲比我们做得更多。”你可以迅速认出一位虎爸或者虎妈：他们会向任何愿意听的人吹嘘自己孩子的成就。
《成长教育》（An Education，2009）剧照。
亚裔美国学者蔡美儿（Amy Chua）在2011年出版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中首次倡导纪律严明的育儿风格。蔡美儿的教育方法根植于东方文化，现在传到了西方，褒贬不一。在英国，这种教育方法更像黑豹，父母会不遗余力地隐藏他们的孩子所接受的额外训练。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天生才华横溢。凯里说：“当虎妈可不酷。”她声称已经驯服了自己的虎妈本性。
目前英国还没有官方统计的虎妈数量，但我们知道的是，在正常上课时间之外的私人辅导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十年间，英格兰11岁至16岁的孩子中接受私人或家庭补习的占比上涨了超过三分之一，从2005年的18%增加到2016年的25%。对于备考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占比更高，在2016年达到了三分之一。
下图展示了另一年龄段的情况。
2005—2016年接受私人辅导的学生。图表来自《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内页。
在这一不断上升的潮流中，伦敦已成为私人补习之都：2016年，有42%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辅导，辅导教师每小时平均收费29英镑。保守估计，英国的私人教育市场规模达到每年10亿至20亿英镑。
影子教育行业是一项庞大的产业，主要消费群体是精英阶层。私立学校的学生接受私人辅导的可能性是公立学校学生的两倍。近一半（43%）的公立学校教师在标准教学日之外担任私人教师。
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补习行业中，超级导师作为一种全新的学者类型逐渐浮现，他们如同明星一般充满魅力，深受崇拜，足迹遍及全球。他们过着在游艇和飞机上教书的生活，每小时能挣几百英镑。然而，这也是教育的阴暗面所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们正在达成一个浮士德式的协议：为富人服务，以偿还他们毕业后的债务。
纪录片《交换学校：阶级分化》（School Swap: The Class Divide，2015）画面。
“在我的至暗时刻，我感觉牛津大学为我准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培训其他人去牛津。”刚毕业的鲁比·罗布森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延续这一特权体系真的让我如鲠在喉，毕竟你只是在帮助那些最富有的孩子。”很明显，“鲁比”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是为了保护她真实身份的假名。当她试图在媒体界开创一番事业时，为了维持生计，做一些私人辅导成了必要之恶。然而和许多毕业生一样，尤其是那些在创意产业这个收入微薄的行业工作的人，帮助富有的孩子已经成为一份不可或缺的工作。
顶级的辅导服务只在暗中运行，通过强大的个人网络蓬勃发展：银行家之间谨慎地口口相传。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那些承诺完全保密的机构。这项服务不仅仅关注考试成绩。导师们还将为孩子提供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和统治世界）所必需的重要生活技能——自信、口才、适应力，以及一种特定的魅力。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客户会指定要那些名声在外的超级导师，也就是伊顿公学出身的牛津剑桥毕业生。
从孩童开始的竞争
对许多孩子来说，学业竞赛在他们没怎么开始上小学时就已经结束了。利昂·范斯坦（Leon Feinstein）在他的博士项目中对英国儿童的早期教育轨迹很感兴趣：贫困儿童和生活更优越的同龄人在认知发展方面的差距是如何扩大的？他用一张简单而著名的图表总结了自己的发现，如下图所示。
幼儿的认知发展及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图表来自《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内页。
范斯坦的“交叉”图描绘了一些儿童的发展轨迹，以他们22个月大的时候作为起始时间，用标准化的心理测试来确定最初的认知水平。这张图表展示了孩子们日后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一些社会经济地位高、早期成绩不佳的儿童，到童年中期就克服了早期的困难；类似地位的成绩优异的儿童在测试中到十岁为止，一直保持着他们的位置。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情况正好相反。对这些儿童而言，最初表现不佳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仍然处于班级最差行列；而最初成绩优异的孩子则会在十岁时逐渐回落到平均水平。
纪录片《交换学校：阶级分化》（School Swap: The Class Divide，2015）画面。
《卫报》（Guardian）记者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说得更直白，她将一个贫困出身的聪明孩子和“一个愚笨但富有的孩子”的生活轨迹进行了对比。“这两个孩子已经在一条陡峭的轨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端：贫穷而聪明的孩子快速向下移动，富裕而愚笨的孩子则向上发展，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抵消了他们先天的能力。”
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儿童早在两岁时就进行的测试成绩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些模式可能反映了“回归均值”（regression to the mean）效应，即许多特征会自然地回归到平均值。但范斯坦的图表仍然有力地描绘出，对于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来说，他们天赋的减退可以多早地发生，因为这些孩子可能没有得到家庭条件较好的同龄人在家里所得到的支持和鼓励。范斯坦还发现，在22个月大的时候进行的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和未来上大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迄今为止对学生在校的学业轨迹的最有力分析显示，学生在14岁时的学业差距有约60%在入学之初就存在。最贫穷和最富有的孩子在踏入教室前的19个月入学准备差距就已经存在。这种差距大约一半与“家庭学习环境”——表明父母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孩子的学习——有关。
英国和美国一样，贫困儿童和富裕儿童之间的教育差距也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在英国，这种扩大发生在11岁，也就是初入中学的时候。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考试成绩之间的联系在英国最为紧密，这表明英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高于社会流动性更强的国家。
证据还表明，那些出身贫困的学生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才能与那些享有更多特权的同龄人竞争，取得同样的学业成绩。与1958年出生的孩子相比，1970年出生的孩子早期认知测试与考试成绩之间的联系减弱了。这表明，学校测试这一标志，既反映了孩子受到的支持，又反映了他们天生的能力。尽管研究人员指出，在很小的年龄进行的认知测试本身就是环境在早期塑造孩子的产物。25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A-level考试成绩相当的学生中，公立学校的学生更有可能在大学里获得最高学位，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的学术能力还未被完全开发。
教育军备竞赛的第一枪早在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之前就打响了：无论改善社会流动性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在学校大门内外，甚至开学之前就采取行动。这与在美国观察到的模式有相似之处。美国经济学家们想出了一个术语，用来形容中产阶级家庭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在早年就处于领先地位而进行的额外投资，即“幼儿竞争”（rug rat race）。
更高的竞争前线
作为温斯顿·丘吉尔曾经的战时经济顾问，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习惯于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但1961年，时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让这位经济学家负责扩大英国大学的规模时，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对。大学教师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的一名激愤代表称，大学“已然捉襟见肘”，要是允许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将会损害学术标准。学位数量增加的前景“绝对是骇人的”。如果说这仅是贸易工会成员对工党内部类似言论的反应，可以想象社会上其他地方所表现出来的势利眼有多么严重了。
罗宾斯勋爵对反对意见置之不理。他确信国家需要背景各异的大学毕业生来提供不断扩张的专业劳动力。智商测试表明，尽管在初中入学考试中表现不佳，但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年轻人在智力上没有缺陷。他的最终报告确立了“罗宾斯原则”（Robbins principle）：该原则宣布，大学录取名额“应该提供给所有能力和成就符合申请标准并有意愿申请的人”。从那以后，这个愿景一直是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
然而“二战”后，英国大学从极小的精英体系向扩展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缓慢前进，仍然是一项高度排外的事业。1940年，5万名学生进入了一小部分学校，其中包括古老的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出身工薪阶层的18—19岁年轻人中，只有1.5%的人参加了学位课程，而在专业性职业家庭出身中，这一比例为8.4%；199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0%和37%。花了整整50年时间，工薪阶层学生的入学比例才超过1940年时比他们更多优待的群体的入学率。到那时，大学入学的差距已经扩大。
《历史系男生》（The History Boys，2006）剧照。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美国经历了向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的疯狂冲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建大学。在图4.3中，我们使用英国自己的数据记录了这种增长。1980年，在26岁至30岁的人群中，9%是大学毕业生；到了2015年，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39%拥有大学学历。官方数据显示，那时在英国大学注册的全日制年轻学生超过220万。
尽管如此，我们对数据的分析显示，贫富之间的毕业差距已经扩大。图4.4记录了23岁前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百分比，比较了来自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和来自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的大学毕业率。1981—2013年，来自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率增加了12个百分点，从6%增长到了18%。与此同时，来自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率从20%上升到55%。近25年过去了，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年轻人的毕业率仍没有高于1981年时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年轻人的毕业率。
罗宾斯所设想的向所有人开放的大学体系尚未实现。一项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1—2012年大学入学率（而非毕业率）进行追踪的研究表明，至少入学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了。30但坏消息是，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大学里，入学差距却扩大了。在这段时间里，家庭出身最好的五分之一年轻人进入顶尖大学的比例从15.4%升至18.1%。相比之下，最弱势的五分之二年轻人的入学率仅上升了0.5个百分点，从2.4%升至2.9%。到了2011年，出身最佳的那五分之一年轻人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是出身最差的那部分人的6.3倍。
在这场不断升级的教育军备竞赛中，中产阶级认为，普通学位已经不够了。现在，要想脱颖而出，你需要的是名牌大学的精英学位。
英国26—30岁人群最高学历的百分比。图表来自《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内页。
近年来，教育军备竞赛开拓了一个新的前线——研究生学历。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为了在工作场所和转行时脱颖而出，正在投资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对许多毕业生来说，令人望而却步的学费和贷款意味着这是遥不可及的——尽管他们的大学成绩好到足够让他们读研究生。40年的工作生涯中，硕士毕业生将比普通本科毕业生平均多赚20多万英镑。读研究生是有回报的。
1996年，劳动力市场上26岁至60岁的人中只有1%拥有研究生学历；2015年，这一比例升至13%。超过200万在职成年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但这种“教育升级”几乎完全是由来自最富裕家庭的研究生的额外增加来推动的。
1991年，来自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年轻人中，23岁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2%；与此相比，在最富有的那五分之一中这一比例是8%，两者有6%的差距。2004年，出身最贫穷的那五分之一年轻人中，24岁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是3%，而最富有的那五分之一中这一比例是13%，两者的差距扩大到10%。研究生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在13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后续生活中的“战役”
在这场军备竞赛中，还有另一个新兴的战场：大学毕业后，谁能在职业发展的最初关键阶段保证得到实习机会？实习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开启职业生涯的关键途径。这些职位没有薪水，也常常不宣传，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另一大障碍。
弱势家庭背景的影响会持续到教育结束之后。当毕业典礼画上句号，英国社会流动的挑战却远未结束。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这是英国特有的一个问题。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似乎能真正给人以平等的生活前景，但在这个国家里，它的力量是有限的。
社会学家在英国发现了一个“阶级天花板”，它阻止了那些向上流动的人享受与中上层社会背景的人同等的收入。通过分析2014年的劳动力调查，研究人员对精英职业人群的收入进行了调研，并比较了收入如何随着社会阶层背景的不同而变化。
从事精英职业的人中，父母主要从事半常规或常规工薪阶层工作的人（拥有“大幅向上流动性”)，收到的平均年薪要比他们来自高端职业背景或者管理层工作的家庭背景的同事（“代际稳定”）低6 200英镑。即使考虑到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伦敦效应”（London effect）、种族、性别、年龄、工作时数、公司规模，以及是否在公共部门或私营行业工作等一系列因素，情况依然如此。
不同的精英职位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在天平的一端，工程学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典范系统，它以能力为基准，无论社会背景如何，薪酬差异都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在法律、媒体、医疗和金融行业，工人阶级的孩子收入劣势尤其明显。
研究人员总结道：“没有办法……轻易把‘你出生时的那个人’和‘你成为的那个人’区分开来。正如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个人总是通过某种形式或状态背负着过去的象征性包袱。此外，这段历史的印记可能会对人们当下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影响他们如何被别人评价。”
生活技能的差距
社会学家证实，在英国，有特权的孩子如果在学业上没有取得成就，他们的生活前景也不会像贫困家庭的孩子那样经历打击。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产阶级培养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让这些孩子具备了理想的社交技能，得以适应这个经济形势下日益增多的服务和销售工作：“也许除了有益的社交网络之外，这些人还具有非常适销对路的‘软技能’、生活方式和个人特征，这些特征与其说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不如说是通过家庭、社区和同龄人相处的社会化获得的。”
《正常人》（Normal People，2020）剧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积累基本的生活技能以及社会和文化资本对未来的生活前景很有帮助。这些“非学术性”属性同时也是混迹中产阶级圈子的隐性知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断增加的A等成绩和一等学位使那些非学术性特征增加了额外价值，用以将某些申请人与其他申请人区别开来。你不仅要通过考试，而且要展现出正确的举止才能成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其他的属性，无论是社会的、文化的，还是经济的，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私立学校的学生比那些来自公立学校的在学术上有同等成就的同龄人更有可能进入顶尖的职业和精英大学。
所谓的“棕色鞋效应”（brown shoes effect），总结了出身较不富裕背景的年轻人是如何因为着装、口音和行为而失去银行工作的。投资银行拒绝了有才华但出身贫困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符合预期的文化规范，包括着装要求。穿棕色鞋子配西装太失礼了。
在这场教育军备竞赛中，中产阶级的父母敏锐地意识到社交技能和学术技能的重要性。美国收集到的关于“充实性差距”（enrichment gap）的许多证据与英国观察到的趋势相一致。这表明教育中的差距越来越大。美国最富裕的家庭在校外文化活动（包括参观博物馆等）上的花费是最贫困家庭的7倍，比40年前的差距要大得多。哈佛大学学者罗伯特·普特南记录了美国专业性职业阶层如何在家庭生活、社区网络和公民活动中投入更多。
英国的调查也显示，孩子们接触课外活动的程度存在巨大差距。儿童在基本生活技能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出现得很早。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表现出较差的自我控制（行为）和情绪健康状况。这些差异对于三岁的孩子来说是很明显的。在过去的30年里，贫困儿童与其他同龄人在基本生活技能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场比赛中，很难区分操纵系统和越线之间的区别。BBC的研究发现，私立学校五分之一的学生有额外的时间完成考试，而公立学校的这一比例为八分之一。有人指责私立学校的校长利用考试制度来提高成绩。然而，他们可能只是十分善于识别真正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
在另一起事件中，政府发起了一项调查，调查针对伊顿公学和其他顶尖公学的教师向学生透露即将到来的考试信息的指控。这一丑闻使得学校高层辞职，并呼吁就教师担任命题和阅卷考官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英国教育大臣尼克·吉布（Nick Gibb）在宣布这项调查时警告说：“任何形式的作弊都是不可接受的。”教育体系在许多方面偏向那些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玻璃地板限制了那些来自特权背景的人向下流动，而阶级天花板限制了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向上流动。无论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还是通过公平竞争，不断升级的教育军备竞赛远不能被称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一书。原文作者：[英]李·埃利奥特·梅杰、[英]斯蒂芬·梅钦；摘编：罗东；编辑：西西；导语部分校对：穆祥桐。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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